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去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把就业和职业教育放在一起论述，提出“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份量非常重。5月26日，全国人大代表杨雪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力度，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

杨雪梅表示，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把就业提升到了极高的高度，有39处提到了“就业”，强调要“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送出教育惠民“大礼包”，提出“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

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874万，同比增加40万人，综合考虑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叠加的影响，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无论“六稳”还是“六保”，首当其冲的都是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民生稳，人心就稳。关键时期，就业的“稳定器”作用更为重要，发展职业教育是稳就业惠民生的“压舱石”。我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10个人当中就有7个人毕业于职业院校。2019年国家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重磅文件，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过去一年，我多次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深化产教融合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职业教育对稳就业情况调研报告》等多项调研报告。

杨雪梅坦言，在调研中发现，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瓶颈。

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依然存在，职教认可度和吸引力不足。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2013亿元，其中普通高职高专为2150亿元，占比17.9%，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社会上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认为本科生是人才，高职毕业生是锅“夹生饭”；有的学生宁可复读也不报考职业院校，有报道部分高职专科院校报到率仅70%。这也造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和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

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受限，存在就业歧视现象。只有“出口”畅才能“进口”顺，但在一些国企、地方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中，职教毕业生有时会被学历门槛“拦”在门外、“高不可攀”。在工作中他们还面临职业地位不高、薪资水平较低、上升通道不畅等问题。这几年，二三线城市纷纷出台了人才新政，但仅有郑州等少数城市对中专以上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放开了落户限制。

产教融合信息不对称，“一头热”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转变。近年来尤其是这次疫情中，新零售、在线医疗、在线直播、智慧供应链、智能化生产制造、数字化社区管理等对应用型人才需求巨大，但目前职业教育对这些新需求信息未能及时全面的掌握，没有形成“供给-需求-供给”的信息收集处理和闭环反馈机制，新兴学科专业建设滞后，人才供需“两张皮”，利益协调分配机制不完善，也导致企业参与热情不高。

应用型导向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师生实操能力欠缺。目前职业院校和应用型高校的考核评估体系，更注重衡量发表科研论文等指标，忽略了对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的评估，“重理论、轻实践”问题仍然存在，缺乏产教融合意识，限制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此，杨雪梅建议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要通过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办学成果展等多种方式，消除社会偏见，媒体也要给职教高质量发展“呐喊”，正确地引导舆论；职教吸引力既要“写进文件里”，也要“活在现实里”，建议加快破除职教毕业生招聘歧视性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健全与技能人才能力和贡献相适应的职称、荣誉及报酬制度。

探索建立中高本硕贯通的教育体系。借助政策“东风”，加快探索推进职教高考制度，建立职业教育的专属跑道，落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规定职教与普教学生学习成果等值互换关系，提高本科高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比例，打通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

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政府要为职教发展“撑腰”，建立政策扶持机制，出台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制定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性和惩罚性措施，依托大中型企业，进一步建设一批“双师双能型”教师培训基地；建立企业高管、技术能手与职业院校骨干教师相互兼职、双向聘用制度，鼓励校企间人才自由流动；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为抓手，打造产教融合改革标杆，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建设一批国际化职业教育集团和一流应用技术型大学。（王韶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