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认为，当下社会是典型的学历社会，高职毕业生就业受到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挤压明显。这种挤压不仅在高等教育内部系统，社会用人单位对高职学生的认可度不高，“即便一名学生从高职高专升本进入本科，再从本科毕业攻读硕士学位，但他以后去社会求职，用人单位还可能查学历三代，当初的低学历起点，会变成难以抹去的痛”。因此，郑亚莉呼吁，希望政府聚焦高职毕业生就业保障，进一步出台和完善相关专项立法，制定更便利、有效的就业宏观政策，尤其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保障扶持政策。

根据2019年全国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达51.6%，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普及化，要求全社会必须从“学历社会”走进“能力社会”。如果还继续沿用“学历社会”的“学历至上”的人才使用与评价体系，将难以让高等教育形成合理的结构，高等教育资源再“丰富”，也无法消除全社会的教育焦虑。

去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914.90万人，其中本科招生431.3万人，高职招生483.6万人。这是高职扩招116万人的结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今明两年高职扩招200万人。从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看，加大职业教育的招生、办学规模是合理的。但是，对于高职扩招，社会的反应总体并不强烈，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扩大本科招生，以满足受教育者的学历需求，还有人觉得高职的扩招，有可能进一步降低高职的地位和吸引力。

为何会如此？根本原因就是高职“低人一等”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改变。我国在提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时，明确提到要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也提到要破除“唯学历论”，但总体看来，对于高职的歧视，还深刻全面地存在。

当前，各地教育部门仍旧以本科率、重本率评价高中的办学质量。这是典型的对高职的歧视，其结果是，不少高中为提高本科升学率，让成绩差的学生去报考高职，给学生的感觉是高职是考不上本科的差生才选择的教育。

求职中的“第一学历歧视”则是对高职办学者、高职学生的巨大伤害，因为不管学校怎么努力办学，学生怎么努力在高职学习技能，“上高职”这件事会一直记录在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高职扩招200万人，要顺利完成扩招任务，促进充分而有质量的就业，必须直面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对高职的歧视问题。

要落实《就业促进法》，严肃治理用人单位的学历歧视行为。当前，对于用人单位提出用人的学历要求，社会舆论已经习以为常，觉得这是正常的选拔人才要求。用人单位根据岗位需要，提出一定的学历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不断提出超出岗位需要的学历要求，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在聘用人才时，抬高学历要求，以及各地给本科及以上人才优惠政策，而把高职学生排除在外，则属于学历歧视，是“唯学历论”的表现。我国和省市公务员招考的技能型岗位，应该向高职生，甚至中职生开放，而不能动辄提出本科、硕士学历要求。

与此同时，要严格治理地方政府给教育部门、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教师教学的错误升学政绩观。中职教育、高职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对中职、高职教育进行“自我矮化”，一方面强调中职、高职的重要，投入大量经费办中职、高职，而另一方面却把中职、高职“踩在脚下”，这种逻辑是很难理解的。各级政府部门要有科学的教育发展观，正确的教育政绩观。

只有办好所有各级各类教育，才是好的教育生态。中职和高职是否拥有平等的办学地位、社会地位，当是检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熊丙奇）